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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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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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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族人口比例及分布情况 -->
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在这片土地上也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成员。
在梅州市人口普查的资料上了解到，现在该市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有畲、壮、瑶、满、回、苗、黎、侗、彝、藏、京、水、蒙古、土家、高山、朝鲜、布依、哈尼、锡伯、傈僳、仫佬、维吾尔、哈萨克等23个，约有3000多人。全市各县（市、区）均有分布，其中丰顺县潭江镇凤坪村是该市畲族同胞居住的唯一少数民族聚居地。除凤坪畲族外，梅州市境内的少数民族同胞大部分是因工作和婚姻关系而来梅的，还有一部分是解放初期随南下大军来梅的。
据了解，仅梅城江南片就有好几个少数民族，其中土家族同胞有20多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大部分已经汉化，与汉族同胞特别是梅州居住的客家人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有在他们记忆中和他们的祖辈身上才能找到自己本民族的特征。
家住梅城新中苑的刘爱华女士是湖北土家族人，1994年随丈夫陈先生一道来梅工作。刘女士来梅已10年，早已习惯了客家风俗，目前丈夫在一所中学当老师，自己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女儿自幼聪颖，现已考进华南师范大学就读。
在梅城，畲族蓝氏三兄弟，长兄蓝浙江、老二蓝安徽、老三蓝锦辉，兄弟三人都是从凤坪来梅经商做工的。蓝安徽夫妻在梅州市政府附近开办畲山茶行，经营自己家乡出产的高山无污染绿色食品手工单木丛茶，长兄在一家印刷厂做工，弟弟自己开店修理摩托。现除本族语言和一些婚嫁习俗仍有保留之外，其他习俗已与一般客家人无异，服饰亦均为汉族服饰，喜青、蓝、黑色。
丰顺凤坪畲族是很早以前从浙江、福建一带搬迁而来的，现有2个村民小组，71户共400多人。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条件恶劣，这里的畲族同胞生产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扶持下，凤坪村的生产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目前村里已修建了村委办公楼、畲族学校、卫生所、牌楼、水泥村道等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客家先民的三次迁移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匈奴族刘曜，会同族石勒，出兵攻陷洛阳。不数年，石勒尽取幽、并诸州，又西破刘曜，南取豫州，徙都邺城，控制淮北。而东胡族鲜卑慕容氏，亦相继入寇中国，于石勒衰落后，尽得青、翼、幽、并、荆、徐、司、豫诸州。氏羌族符氏，又乘着慕容氏灭石的时候，占据关陇，东向寇掠，旋复战胜慕容，西取凉州，南陷淮水。前此汉族居于陕西、山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至是亦惨遭外族的蹂躏，流漓颠顿，转徙南下；仕宦人家，多避难大江南北。当时号曰：“渡江”，又曰：“衣冠避难”；而一般平民则多成群奔窜，号曰“流人”。就中如秦、雍（即今陕西、山西一带地）等州的难民，多瞳向荆州（即今湖北一带）南徙，沿汉水流域，逐渐徙入今日湖南的洞庭湖流域，远者且入于今日广西的东部，是为南徙汉族的第一支派。而并、司、豫州的流人，则多南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南及闽边诸地，是为南徙汉族第二支派。此外，青、徐诸州的流人，则多集于今日江苏南部，旋复沿太湖流域，徙于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是为南徙汉族第三支派。
晋代汉民族大迁徙的景况，已略如上述。现在进言客家先民的源流和组成...... 东晋永嘉以后，中原第二支逃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中部，其近者则仍淹迹颖、淮、汝三水之间，浸至隋唐，休养生息，劳困渐苏，慢慢的乃得其比较安适的生活，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
然而，不久，这种比较安适的局面，又给天灾人祸破灭尽了，客家先民又从事第二次的迁移运动了。这次迁移的动机，可说由于唐末黄巢的造反...... 黄巢自发难至称帝，中间曾经其屠杀的，以今日省分计之，前者殆达十省，就中尤以今河南（非唐河南道）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东南二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西北部，江西中部、北部，福建西北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部，变祸最烈。
而第一次逃难后客家先民的居地，乃适当黄巢辗转寇乱的要冲，为着救死求生，于是他们只好再向别的地方奔逃去 。当时全国扰攘，民无宁居，惟江西东部、南部（即今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今旧日汀州八属）及广东东部、东北部（即清南、韶、连、惠、潮、嘉各属）侥幸未受巢害，比较堪称乐土。其东晋第二支逃难汉族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地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
自黄巢乱后，朱全忠寻于天 衤右 元年（公元90年）轼唐昭宗，越二年遂受禅为皇帝，改国号曰“梁”，遂开五代割据纷争的新局。而寿州人王绪，则先于中和元年（公元884年）盗据本州，旋攻陷光州，被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绪乃以固始县佐王潮为军正；其后为宗权所击，乃举光、寿二州兵九千人，渡江入赣，掠九江、南昌、赣州诸地，于光启元年（公元885年）陷汀、漳二州；旋潮复擒杀王绪，自领其军。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朝廷以潮为福建观察使，后王潮死，其弟审知，代行潮事。至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遂被命为闽王，而颖、淮、汝三水间留余未徙的东晋移民，至是亦渡江南下，至汀、潭、依王潮兄弟。
这种移民，亦可说是一部分的客家先民......可知黄巢造反确曾促成客家先民第二次的迁移运动了。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南各地。其后宋太祖统一中国，结束了五季分争割据的局面，而陆续南下的汉族，始得稍为安适。
然而，不久又遇着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南侵，客家先民，迫于外患，不得不又从事第三次的迁移。盖宋自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高宗南渡，即位南京，迁都临安以后，国势日弱，朝政日非，而人主又复信任韩伦青、贾似道诸臣，上昏下佞，只知偷安，不思御侮，始则见辱于辽金，终则灭于元主。恭帝德 衤右 二年（公元1276年）二月，临安陷落，恭帝“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五月，“陈宜中等立是（益王）于福州”。九月，元兵从明州、江西，两路进福。招讨也的迷失会东省兵于福州，元帅吕师夔、张荣实，将兵入梅岭。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正月，兵破汀关，是时，宋臣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诸人，犹力谋抵抗，而闽、粤、赣义民，起而勤王抗敌的，亦前仆后继，曾不少衰。于是而闽赣粤等交界地，遂成为双方辗转攻守的场所。
向日居处此土的客民，或则辗转逃窜，流入广东东部、北部，或则愤起勤王，随从帝驾，战死于 石冈 州或崖门。而其结果，则成为管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 关于南宋客民大迁移的问题，温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案语》曾稍为论列。他说：“......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一书，其所引图经，今已无传。其于梅州引图经有云：郡，上旷民情，而业农者鲜，悉赣汀侨遇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办不给废。则今言之，嘉应之为州，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故多贾于四方，与图经之言正相反，安有不患无田之事哉；然由其说可以知南宋以前，土著之省，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其实所谓多，亦对着“无”说的，由《寰宇记》所记观之，实际尚比主户差得很远）。
故《太平寰宇记》记载，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主五千 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则是宋初至元丰，不及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 此种元丰以前的梅州移民，其时亦还不甚安稳，多复散之四方。这是因赵宋末叶，潮梅一带，每为闽赣盐寇所扰害。元史地理志载，梅州户二千四百七十八，人口一四千八百六十五，较为元丰《九域志》所载，已不及十分之二。
这可知，当日想入梅州客民，多数初移未久而又他散了......到了元末，广东东部北部，诸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无法将主客户分别立册了。所谓其后屡经丧乱，主愈弱，客愈强，至元初，大祗无虑皆客，元史所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主之客矣（见《嘉应州志》卷七方言案语）。这可知广东的客家，大半实自宋末到明初才盛起来的。
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与客家腹地的确认
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则是在梅州已形成聚居地或集散地之际发生的，这给日后梅州作为“文化中心”的认同，乃至作为“客都”的认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务必阐述清楚方可服人。
一般认为，元亡明兴，在梅州算是“和平过渡”，没有什么战事，驻守梅州的元朝命官本就是汉人，所以，梅州的人丁便没受什么影响，发展迅速，包括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也这么写道：“……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宋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属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于乃思为向外扩张……”这便成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重大历史动因。
我们沿袭罗香林“五次大迁徙”一说，是因为他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是有相当造诣的，五次大迁徙的说法，也基本合乎历史事实，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但这并不等于它就十全十美，无须补充与完善了。例如关于“第二次大迁徙”的历史动因，他归结为黄巢之乱，可从史书及族谱上考证，黄巢之乱之前的安史之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称其更甚于引发“第一次大迁徙”的永嘉之乱。所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第四次迁徙，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诱发动因，都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需要有更深入的探究。
首先，早在南宋，梅州的人口就比北宋要少——注意，这正是客家民系形成之际。其间，主要是当地一直动荡不安，连年战乱，及至《温志·丛读》中称：“南宋后，迭遭兵变，土著逃亡者仅存一二，历元而明，中原衣冠，始稍迁至。”可见，当地的少数民族一经迁出，便没有再回来，梅州方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即客籍属地。我们也知道，当年追随文天祥抗元而辗转南粤者，梅州更去了大部分，而蔡蒙吉在梅州率众抗元，孤城喋血，被杀者更不计其数，全城十室九空……为此，梅州在宋、元交替之际，人口锐减，即便在元中、后期，也没多少返迁，为此，当朱元璋建立汉人的明王朝时，这已是1369年了，仍只能把梅州降格为程乡县。
也就是同一年，位处粤北的英州，也被明太祖朱元璋降格为英德县。这英州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粤之际，在当今英德境内设浈阳、浛洭两个县，后来，先后归属于桂阳郡、始兴郡、广兴郡、衡阳、南海郡及广州。五代时，浈阳属英州，浛洭属广州。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972年），因洭犯讳，改为浛洸。第二年，改属英州，后属英德府，即二县同属英德府，元代改为英德路，后又降为英德州，属广东道。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降为英德县，属韶州府。
之所以详述英德县建制沿革，是想说明，英德自汉代始，人文历史渊源不可小看，尤其是张九龄凿通大庾岭之后，韶关一带，更成了中原移民南下第一站，其人口一度远超广州。所以，英德历史上含2个县，且作为府、路、州等建制，可见人口不少，为何到了明初，竟降为一个县呢？
据史料记载，陈友谅南方称帝，为朱元璋所灭，原来支持陈的地方，大都被朱的军队扫灭。偌大一个英州，历此浩劫，州城竟只余百十号人丁，其余大多被杀。没有人，别说“州”了，连县也难以支撑。罗香林的著作中，曾提到客家人在这之前亦到达粤北，与经珠玑巷入粤的广府人一样，其实有误。粤北包括英德被杀的人丁，当是广府人与土著人，而非客家人。客家人是在这次劫难之后，才填补进粤北的，这有粤北大量的族谱为证。
如作为英德的大姓郭家，其开基祖郭文一即郭进生，原籍为福建上杭，明宣德年间已在兴宁县十三都罗经水居住。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移居广东韶州府翁源县。成仕年间（1473年左右）再移居英德潭坑——这一脉，记载得相当清晰。韶关其他客家姓氏，也大抵是宣德正统至成仕年间（1426—1487年）迁入的。
迁入韶关之际，客家人进入粤东梅州的也就更多了。有关方志均记载，这一段时间内，有大批的客家人，因人口拥挤以及粮荒，由闽西南的宁化等地迁入梅州、韶关，其中，迁入大埔为多——可参见邹鲁序的《大埔县志》。正因为这样，才有“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是来自宁化之石壁村者”一说。
因此，称宋末明初大批客家人迁入，当为不确，真正大规模迁入，则应是明中叶前后。根据梅州有关的人口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初洪武二十四年，程乡县人口仅1686户6989人，作为一个县的规模都几乎不足，最早建县（东晋年间）的兴宁，在这一年仅2626人，五华也仅3202人，可是人口锐减——宋熙宁八年，程乡为12372户。熙宁八年为1075年，洪武二十四年为1391年，间距为300年。
但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便达到了38366人，增长约4.5倍，平均为12%强，兴宁与五华，也分别达到4181人及9000多人；大埔则有近4万人。各县统计不一，资料不全，但可看出梅县（程乡）、大埔人口的剧增，正应了前述郭氏族谱及相关族谱的记载。史载：“明成仕年间，江西、福建均有人满为患，迁入韶州、嘉应州入户者不少。”
成仕年间，当是梅州人文初兴之际，长乐知县黄瑜，建有长乐学宫；兴宁知县秦君，奏准重建县城，改土垣为砖墙；又析海阳八都之地，置饶平县，大埔划归饶平。继任兴宁知县侯爵，更主修《兴宁县志》，为该县志有刊本之始。程乡县令刘彬，亦设东社学、西社学、南社学于城外。兴宁更改兴宁至程乡的驿道。成仕之后弘治年间，长乐至油田的灌溉工程——周瑄圳完成，可灌溉3000余亩良田。程乡又设北社学，名濂溪书院，为大学者陈白沙所称道，并作诗及撰写社学记……
可以说，这半个世纪中，是梅州于明代之际相对稳定、繁荣的历史时期，也是梅州客家人人口剧增的重要阶段，但很快，到明中末叶，动乱又起，于是，便酿成了明末清初的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
没有明代中叶的聚居，业已形成的客家民系对梅州作为聚居地的认同，那么，作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枝散五叶”出去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就不可能视梅州为他们出发前的祖居地——这里务必有几个条件：
一是祖上在梅州有相对稳定的且有较长时间的居住与停留。一般来说，至少有一代或几代人以上，也就是超过半个世纪方可，明中叶的稳定，提供了这一先决条件。
二是祖居地留下的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这一条，梅州同样是具备的，在群山环抱下，它拥有面积达320平方公里的兴宁盆地，110平方公里的梅江区盆地，以及均为100平方公里蕉岭谷地、汤坑盆地，还有若干小的盆地平原，它们为移居适时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
三是方言的整合、规范。众所周知，如今全国乃至全球的客家人，都认同梅县松口的客方言为标准音，尽管同在梅州范围内，如五华的客方言就有较大的差别。但是，共同的乡音，所牵引起的乡情则是最浓郁也是最稳固的，非别的内容可比。
上述三条，相对稳定的时间、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以及在此地整合、规范了的乡音，使梅州在逐渐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中，有了日益突出的历史地位，成为客家人最后一个大范围的集散地。
其实，在明中叶后期，梅州人口又呈下降趋势。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为38366人，至崇祯八年（1635年），百年间，人口只余下一半，为19647人。弘治十六年起，瑶民、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嘉靖年间，又遇大旱与蝗灾，继而地震，倭寇入侵，农民起义规模日益壮大，震动了闽粤赣三省，一起延续到崇祯年间。
直到民族危亡之际，这些民变才逐渐平息，同仇敌忾，投身于抗清斗争之中。
可以说，自明末至清初，这上百年间，引发的客家第四次大迁徙，在客家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前面三次大迁徙，是客家先民聚落、凝结及至客家民系形成，呈现的是一种内聚的形态，那么，这一次，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由内聚演变为向外的辐射，让中国及世界开始认识客家人，并且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历史力量。
而客家人，则不再仅仅株守在闽粤赣大本营中，乃是扩散到了整个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了。
我们把这次扩散与拓展为主题的第四次大迁徙，称之为“一枝散五叶”。
也就是归结为五条迁徙的线路。
这五条线路分别是：
（1）由明成仕年间开始，自闽西、粤东，沿五岭山脉，进入到了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贵、川，这条迁徙路线，一直持续到了清代。
（2）因抗清斗争，追随郑成功于东南沿海转战，最后迁徙到了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其时间的跨度，也是从明末到清初，且再往后延伸。
（3）由于东南沿海的战乱，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其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老客”。其迁徙的时间，也同样在明清之间。
（4）沿海战事平息后，清政府允许沿海部分地区复界。除开原沿海居民所剩无几者外，大都是动员闽粤赣的客家农民向濒海地区迁移的，以致导致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或“仇客分声”。
（5）“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由于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朝廷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其间，客家农民亦汇入了这一批移民之中，在四川形成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
当然，也有不同的描绘，或四条、或六条，但都差距不大。所以，还是用这约定俗成的“一枝散五叶”的提法，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在叙述过程中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这次大迁徙，其分布之面广、迁出人口之众多，在南方造成的经济、文化格局变动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于日后客家人的“六次崛起”，更是影响之巨！
下面，我们分线路一一阐释。
第一条线路，当是由明中叶成仕年前后，由梅州及其边缘地区开始迁出的客家人。应该说，此期间，是有入有出，有时入大于出，有时出大于入，或者说，前期以入为主，后期以出为主。
如今，粤北，如韶关、南雄、始兴、曲江直至英德的客家人，大多称其是于明代自福建上杭、粤东兴宁等地迁徙来的，乃至湘东一带的客家人，也是这么说的，这自然有大量的族谱为证。重提这一事实，是想纠正罗香林的漏误，尤为重要的是，将广府人与客家人的先来后到分清楚，不至于把“珠玑巷事件”也混同为客家人——一部15集的客家专题片，竟然把“珠玑巷事件”也列入了客家人的序列之中，实在是大谬也。“珠玑巷事件”的内涵，我已在《广府寻根》一书中加以发掘了，它与“葛藤坑传说”显然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个重商、一个重伦理准则，这本是两大民系之根本分水岭。
为此，务必在这里重申，正是明初，朱元璋灭了在南方称帝的陈友谅之际，对支持陈的地域，实施了残暴的灭绝政策。这才使淞东、粤东地区，留下了一条“无人地带”，珠玑巷及韶关原兴旺的人丁——广府人及土著被灭绝后，才由后到的客家人所填补，以此不难解释，为何被视为广府人的圣地珠玑巷，后来竟无广府人所居住。其实，这一现象，在移民史上可谓不胜枚举。
而沿着五岭山脉，客家人依其本能——“有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亦由粤北向桂东北迁移。所以，广西各县，如今客家人分布已相当之广，其大多数则为清初迁入。清代桂林人龙启端撰写的《粤西团练局略序》中就有：“外郡（指广西）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垦种，数世后，其德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杰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的蛊愚民，用是党羽滋多。”这段话，说明客家人迁入已“数世”，时间不短了，而以“西洋天主教”即基督教“蛊民”，当是指太平天国运动了，也就是指响应来自花县的洪秀全号召发动起义的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的客家人。
可见这一条线路迁徙的客家人，对日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何等之深。为此，把这一线路放在第一条。而该线路亦延伸至云贵川一带。太平天国被内外反动派合击后失败，左宗棠称其“兴于嘉应，灭于嘉应”，亦突出了梅州在这一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是把祖籍梅县的洪秀全算作是梅县走出来的。而太平军最后一支队伍，则于梅县被歼。
第二条线路，则是客家人追随郑成功抗击清军，割据台湾，成为台湾最早的第一批客籍移民。
明代遗臣郑成功，建立金厦基地，以抗清复明。其第一功，则是率部渡过台湾海峡，从殖民者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而后，以台湾及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光复各县，甚至打到南京。
其实，早在郑成功之父郑荛龙，便于1636年击败最后一个海商刘香而实现了海上统一，无数华商在其麾下出征远东海域，台湾南部的诸岛则是根据地；1636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华商则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承担者……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础，使一个以海洋贸易为经济根基的“海上帝国”得以形成。正如不少史家所证明的，在“郑氏海上帝国”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客家人，其最得力的部将刘国轩、咨议参军陈永华，都是客家人。
而梅州镇平（蕉岭）人赖其肖，聚义抗清，“誓以死报明”，人称他“大清之顽民，前明之义士”，战败后不知所终，亦有传闻入郑部。不过大埔江龙、罗大力等，则都成了郑成功所部的名将。如今台湾新竹、基隆等县的客家人，有不少是江、罗二名将之后，在台湾，以大埔命名的村庄有好几处。
早期已有客家人来台，这在德国史学家里斯（Ludwing Riess）博士、魏斯（Albrecht Formosa）博士在荷兰查阅档案得知：“客家人移居台湾渐趋成功，至17世纪止，持续约二百余年。”所以，日后来台的客家人，亦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亦先后偷渡到达。由于清政府严禁粤人入台，所以，福建客家人到台的要早一些，这便是漳州府龙溪、南靖、平和、诏安，汀州府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以及邻近漳州的广东饶平的客家人。在长达34年的渡台三禁令（1684—1790年）之后，广东客家人亦大批渡海来台了。这有潮州府的丰顺、揭阳、大埔，惠州府的海丰、陆丰、博罗，以及嘉应府的梅县、镇平、兴宁、平远、长乐的客家人。
雍正十年蓝鼎元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更记有：“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不许带家室，亦是当时客家人悲惨命运之一。
关于渡海住台的客家人，当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三条线路，则是由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
这同样是清初为对付郑成功而发布的“迁海令”与“禁海令”的直接后果。由于朝廷封锁了东南沿海地区，沿海50里内不得有生民，迫使沿海居民向内地迁徙、压挤，于是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亦一般“地窄人稠”，生存环境极度恶化，除开一部分冒险渡海赴台外，大部分客家人唯有拖家带口，又一次远徙，以求生存。他们当中，则有相当一部分又沿着当年南下的路线，回迁到了赣南，与原先留在那里不走的“老客”犬牙交错，杂居在一起，并获得“新客”之名，于是便有了“老客”、“新客”之别，有了赣南后来客家人不同成分的新格局。
如以河东片为例，其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为多，他们则为“老客”，其中，以宁都、石城为代表，宁都全县有4500多个村庄，“老客”始建与扩建的就有3700多个，占总数的85%；而石城，“老客”后代遍布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
而河西片则不一样，由于明末清初回迁的新客居多，像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等县，竟占去70%～90%，比例是相当之大。回流者，亦不仅仅限于赣南。
从目前客家人在淞赣布局上看，他们中不少人，又从赣南出发，沿路北上，到了赣中的吉安、临川，尤其是赣西的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与之相邻的湘东雷县（今炎陵县）、茶陵、济阳、醴陵、平江等，再往北，则是赣东北的铜鼓、修水等县，从而拓展了整个客家人的分布区域。
回流的客家人，主要是拓垦者居多。如《于都县志》中称：“于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拓闽广来耕，其党日多。”由于官府多次颁布募垦令，清前期回流入赣的闽粤客户——即“新客”，终于远远超过了“老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赣南又成为了客家人的“大后方”，由摇篮演绎为后方。
第四条线路，则是复界迁出，填补了沿海“迁海令”后巨大的空白带。
顺治年间，清朝廷以“坚壁清野”为策略，以沿海30里到50里为界，严令界外居民限日迁入界内，逾期不从者，以军法处死，且尽焚界外所有居所，其笨重者不能迁，亦一律限期烧毁；凡私自出界的，一律处以极刑。其界，始于福建，往北延到浙江、江苏、山东，往南则及广东。广东先于潮、惠二州沿海，后延至广州及南路各县，直至钦州、防城。一时间，悲声四起，尸横遍野。沿海界外地区，顷刻间一片荒芜。
这一来，民变骤起，商贸委顿，清王朝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增加赋税，不得不于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广东巡抚王来住的复界请求，准许部分地区复界。而康熙之年（1662年）迁界的50里之内的广大地区，则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正式宣布复界，允许被迁百姓恢复原籍，并出海捕鱼。从顺治年间至康熙二十二年，历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迁界暴政，不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能返回原籍的，已所剩无几。于是各省封疆大吏，只好奏请招募各地游民、山民，与还迁的农民一道，上沿海地带重新垦殖。这一来，粤东、粤北，乃至闽西、赣南的客家人，也就逐渐向沿海迁移。史载，这批移民，填充了广州府之新宁，肇庆府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其规模相当浩大。
从此，客属地有了自己的出海口——原宝安县，今深圳与香港新界，则均为客家人所据。
然而，由于客家人大量进入沿海一带，终于引发了100多年后于粤西的“西路土客大械斗”，死伤50万之众。
第五条线路，便是“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
其实，“湖广”并不含广东，而是西湖，即湖南、湖北当时只是一个省，被称之为“湖广省”，湖广填四川，自是以湖广为主，但也有广东、福建、江西的移民，后者，则大多为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只是随这个大移民浪潮进入四川的，依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称，他们是“跟着西湖的农民走上川去”的。他们迁徙的时间，从康熙到乾隆，前后超过半个世纪。广东入粤客家人，有梅县、五华、兴宁、龙川、韶关等地。像国际上著名的作家韩素音，就说祖上来自梅县，辗转到的四川；而朱德的祖籍，则是韶关；郭沫若的祖先，是宁化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祖上居武平……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直至今天，尽管四川的客家方言岛在缩小，但客方言在四川方言中仍占第二位，人口在100万以上。分布在四川境内20多个县市的山区与丘陵地带。在那里，他们被称之为“土广东”。
第20届世界客属大会，也因此在四川成都召开。
综上所述，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一枝散五叶”，其“枝”，当是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属地，主要是梅州及邻近的韶关、汀州等地，而“五叶”，则是指西线至桂东及云贵，东线至台海，北线回流至赣南，西南线则是粤西沿海地区，还有西北线至四川。
无论是赣南之“新客”、四川的“土广东”，还是粤西、桂东与台湾的客家人，他们大都是以梅州及周遭为又一次起锚之地，因此，这一次迁徙，对梅州的认同，作为客属地中心的认同当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这次的聚与散，也就没有梅州成为又一个客家文化中心的基础，更没有在后来成为“世界客都”的可能。因此，研究梅州如何成为客家腹地、客家文化中心，直至“世界客都”当从这第四次大迁徙入手，追根溯源，方可得出可靠的结论。
其实，第四次大迁徙，对于客家人来说，同样是一部苦难史与奋斗史。他们正是在这次迁徙中，由蛰伏走向了崛起，没有这样一个过渡，他们是难以形成气候并铸造日后之辉煌的。
“风 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这一结语，当是对这次大迁徙的一个伟大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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